优生学并未随纳粹一同灭亡,而是一直延续至今,我们该审视什么?_纳粹优生学

无论是如今的流行文化圈还是学术界，人们都将优生学视为陈年旧事，认为它早在 1945 年之后就因为法西斯德国实行的极端优生学举措，伴随纳粹政权一起迅速走向灭亡。纳粹对优生学的热衷导致他们犯下累累暴行：犹太人集中营，非自愿安乐死，种族灭绝大屠杀…全世界人民了解到纳粹的残暴后，优生学便不再有市场。它不再是背后有着国家力量撑腰的社会运动，也不再是受到大众认可且能够指导社会政策的科学理念。

但是，我在过去 20 年中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过去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Alberta）。根据法律规定，这一地区仍旧实行优生绝育政策。当地政府一直大力贯彻 1928 年通过的《绝育法案》（Sexual Sterilization Act），直到 1972 年该法案被废除后才偃旗息鼓。该法案规定，政府应组建一个由四人任职的优生委员会（Eugenics Board），赋予他们批准对生活在指定政府机构（通常是精神病院）内的人群执行绝育的权利。1939 年之前，只有 32 个州的美国也有少数州通过了与阿尔伯塔省类似的优生绝育法律——北卡罗莱纳州、乔治亚州、俄勒冈州——以各自通过的法律为依据，不断对境内公民实行绝育，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停止。

除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令我感觉优生学其实阴魂未散。在阿尔伯塔大学工作期间，我的系主任约翰·麦克凯伦（John MacEachran）是位像我一样受到大学正式聘用并从事学术研究的哲学家。1928 年至 1965 年期间，他一直担任阿尔伯塔省优生委员会的主席。换句话说，他把人生中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光都贡献给了优生委员会。麦克凯伦在阿尔伯塔大学担任教务长多年，是该校最有名望的行政管理层领导。而在优生委员会任职期间，他签署了 2832 份绝育令，其中大约有一半签署于所谓的“后优生学时代”，也就是大众理解中纳粹政权灭亡之后的时期。

搬来阿尔伯塔省后不久，我就接触到优生政策幸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控告该省的一系列法律诉讼，进而对这段历史和麦克凯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了认识。工作中，我遇到不少以专家证人身份参与这些法律诉讼的专业人士。更重要的是，我还遇到并结交了几个提起诉讼的优生政策幸存者。

在这些幸存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莉兰妮·缪尔（Leilani Muir，1944-2016）。1996 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拍摄的纪录片《莉兰妮·缪尔的绝育》（The Sterilization of Leilani Muir）让公众开始关注她的经历。十岁那年，莉兰妮因为“心智缺陷”而被送入为所谓的工读学校接受改造。从此之后，她便身陷阿尔伯塔省优生政策的漩涡而无法自拔。然而，莉兰妮并没有“心智缺陷”。实际上，当初推荐并授权对她执行绝育的人手头就有证明她是“正常人”的证据。事实上，她只不过是狠心父母留下的弃婴。她的妈妈只想尽快摆脱她，追求自己的生活。莉兰妮回忆说：“妈妈像扔掉一袋垃圾一样把我从车里扔了出去。正因如此，我才进入工读学校就读。”

莉兰妮被优生政策摧残的经历并非罕见。这个优生项目打着优生的旗号，专挑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下手。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莉兰妮以非法监禁和绝育为由将阿尔伯塔省政府告上法庭，最终打赢了官司，并为 800 多件类似的诉讼铺平了道路。莉兰妮曾说：“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孩子身上，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

莉兰妮决心背后体现出的是她的忧虑：优生学对人的摧残可能没有达到我和其他人所经历的程度，但是它可以改头换面，以另一副面孔再一次对人们实施绝育。这绝非杞人忧天。近期，多个国家仍旧存在优生绝育的乱象相继曝光，让人不禁感觉优生学已经死灰复燃：2012 年，澳大利亚被曝连续多年对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和女性实施绝育；2013 年，美国加州监狱系统被曝对非裔和拉丁裔女性实施绝育。

莉兰妮认为所有人——尤其是儿童——都有权免受虐待和制度缺陷导致的不公待遇。她的理念激励了阿尔伯塔省的其他人，使得大家联合行动起来，在法律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有所动作。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与其它志同道合者联手反抗优生政策。多年以来，我们在幸存者、活动人士、专家学者和普通社区成员之间建立起本地联系网，深入研究加拿大西部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优生政策和实践活动，进而对优生学给当今社会带来的广泛影响做出分析。

1914 年出版的《优生学和性生活中的科学：人种的革新》（ The science of eugenics and sex life,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human race，暂译）中的大脑图。图片来自：flickr

从这个角度来看，优生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1972 年，新一届省政府官员上台后很快废除了《绝育法案》。如今，大部分该法案的受害者都已经去世，但仍有少数受害者依旧在世，并与我们一起加入抗争队伍。实际上，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被莉兰妮的勇气和坚韧所打动，也希望将自己被优生政策摧残的故事公之于众。

其中就包括 1944 年出生的格伦·乔治·辛克莱尔（Glenn George Sinclair）。17 岁生日后不久，他便被送入阿尔伯塔省省级工读学校。文件档案显示他是混血儿，属于梅提斯人（Métis）——父母一方为加拿大本土的原住民。青少年时期，格伦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绝育。回忆工读学校生活时，格伦表示：“你觉得自己像一条狗一样被人呼来喝去，活得像个动物，每天生活在笼子里。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个人。你几乎没有存在感，对生活中的一切都麻木了。”

此外，还有朱迪·利顿（Judy Lytton）。她于 1951 年进入工读学校，当时仅有 7 岁。她说：“我有一只眼睛严重斜视，因此招致了很多麻烦…我有些古怪吓人，原因在于我的外貌特征和行为方式都与正常人有所区别——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我的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到东西。因为视力缺陷和半盲的残疾，我被认定为智力发育迟缓人群。”与格伦和莉兰妮不同，朱迪接受绝育时心知肚明。她后来回忆道：“我失去了原本可以养育后代的机会…我们对为人父母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我能有孩子，我会非常爱他们，他们也会很爱我。他们可以成为我坚强的后盾，我们可以组建美好的家庭…可我失去了这美好的一切。”而签字授权对利顿实施绝育的，正是我在大学任教期间的系主任麦凯克伦。

多年以来，优生政策幸存者的故事与随时间变迁的情绪感受不同交融，深深地融入我的生命之中。最初，接受多年哲学教育的我以一种充满冷静客观情绪的困惑不解心态，看待阿尔伯塔省的优生政策历史。后来，我的内心渐渐被一种越陷越深的直觉所占领：厌恶、反感、怀疑所发生的一切。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哲学家应该将这些直觉抛在脑后，但我做不到。所谓幸存者（survivor），是指经受过一次或多次痛苦磨难经历并且留下心灵创伤的人。这些经历也许源于战争、性侵犯或者目睹残忍暴行（比如种族灭绝屠杀）。以这样方式遭受心灵创伤的人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victim），不能仅凭他们的遭受过的苦难而对其进行分类定义。正如精神病专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 1992 年出版的著作《创伤和恢复：暴力的后果——从家庭虐待到政治恐怖》（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中所言，他们是幸存者，是已经走出痛苦过往或者正在努力走出痛苦过往的人。

这些幸存者是经历过优生干预措施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初都被定性成“不完整的人”——“低能迟钝”，属于劣等种族或者患有推定具有遗传性的疾病（比如癫痫）。正是这种分类标准将他们推入优生绝育的火坑之中。

每一种优生政策都有其独特的模式。阿尔伯塔省的优生政策就包括多个步骤：先将“低能迟钝”或者心智不健全的人群送入工读学校，再由学校医疗主管出具绝育建议书，经过优生委员会批准后便可在不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绝育。阿尔伯塔省引入的儿童指导诊所（guidance clinic）有权对未进入工读学校就学的人权实施优生绝育，他们的主要下手目标便是在校的学生。

1934 年，纳粹德国设立的儿童精神病医院。有些儿童在这里被安乐死。图片来自 Wikimedia

在帮助我们理解优生学的过程中，幸存者的经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优生学历史研究领域一直缺乏幸存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事情直到最近才有了一些转变。传统观点认为优生学早在 1945 年左右便销声匿迹，据此来看，这个现象非常合理。随着时间推移，幸存者的数量越来越少。另外很多幸存者选择闭口不谈，而不是重新回忆痛苦的往事。阿尔伯塔省的很多幸存者便是如此。除此之外，优生学历史研究领域之所以缺少幸存者的亲身经历描述，原因还在于世界上可靠且能够接受这类残酷故事的观众群体数量有限。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依旧像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一样奉行积极的优生绝育政策。上世纪 90 年代，丑闻的曝光引发社会轰动。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政府都付出巨大努力，推动各自国家开展严谨的优生政策历史研究工作。受此影响，这几个国家先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向世人揭露了此前不为人知的黑暗优生学历史。

英语文献中，获取难度最低的优生学研究著作是《优生学和福利国家：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的绝育政策》（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Sterilization Policy in Denmark, Sweden, Norway, and Finland）。这本出版于 1996 年的论文集由贡纳尔·布罗贝格（Gunnar Broberg）和尼尔斯·罗尔-汉森（Nils Roll-Hansen）联手编辑而成。我曾与其中一位编者探讨过阿尔伯塔省历史上的优生政策，那段经历可谓历历在目。最初，那位编者对我们以幸存者亲身经历为核心开展历史研究的方法感到些许困惑。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有着大量优生政策幸存者，但历史学家只关注传统文件和档案记录。他还提到说，尽管历史记录表明，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仍有大量优生政策幸存者在世，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在探索当地优生政策历史时依旧不愿意与幸存者沟通交流。

上世纪 90 年代晚期，阿尔伯塔省依旧有成百上千仍旧健在的优生政策幸存者。他们对省政府提起法律诉讼，借此机会诉说自己的悲惨经历。此后，数量相对较少的一批幸存者加入我参与的项目之中，愿意在更公开的场合向更多人分享更为私密的辛酸往事——EugenicsArchives.ca 网站收录了他们的故事。优生政策幸存者和他们的遭遇帮我们将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水平，拓宽了我们对优生政策幸存者的认识和理解。在开放式公共论坛中，这些幸存者能够亲述历史，听众也能将听到的故事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比如，残疾人就可以将所见所闻与自己残疾之后的生活遭遇相结合。除了莉兰妮、朱迪、格伦之外，罗伊·斯科里克（Roy Skoreyko）和肯·尼尔森（Ken Nelson）这两位阿尔伯塔省省级工读学校的幸存者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话语有着极强的感染力，给听众带来的感受远非单纯的同情这么简单。

听众都生活在所谓的后优生学时代。正如人们所料，他们更愿意以娱乐的心态看待各种观点，内心充斥着“如果我出生在优生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样的想法。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也看到了优生政策幸存者遭遇的影子。听众里有人与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或者经历过非人化的遭遇。有时候，他们也被社会视为“无法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通常而言，这种措辞经常出现在老一代优生政策幸存者的绝育批准令上。有的听众仅仅因为身有残疾或者未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而被迫与孩子分开。

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想到：世界上还有第二类优生政策的幸存者。这类幸存者与莉兰妮、朱迪、格伦、罗伊和肯等人不同，没有生活在二战后奉行鲜明优生政策的阿尔伯塔省。但是，身患残疾的他们却同样生活在当地优生学传统的阴影和魔爪之下。有的人就生活在一直认同优生学的社会氛围中，被家族生育政策等原因束缚，遭受着同样非人化的对待。对于这些人来说，优生学一直就在身边。如今，第二类优生政策幸存者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努力建构优生政策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一块优生公告牌。图片来自 Wikimedia

此外，否定“优生学早就销声匿迹”这个传统观点最强有力的理由可能是第三类优生政策幸存者的存在。这群人在过去十年中遭受绝育，虽然幸存下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2012 年，澳大利亚参议院启动一项调查，主要针对发生在当前且经常未经残疾女孩、妇女同意的绝育情况开展研究。与加拿大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从未通过任何优生绝育法案。即便如此，澳大利亚境内各种事件和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优生绝育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是引起了参议院的关注。尽管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优生绝育政策，但打着“为孩子好”旗号对残疾妇女儿童实施绝育的做法实际上奉行的还是优生学的观点和理论——这一现状与澳大利亚公开正式的人权承诺形成了鲜明对比。

问题的关键不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执行过优生政策，而是优生学通过文化渠道而非医疗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历史上，澳大利亚的优生学主要以土著居民而目标群体，采用将孩子与父母分开和其他控制未来人口种族等手段。比如说，他们曾经实施过俗称“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澳大利亚联邦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1901 年，白澳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只许白人移居——译注）的移民政策。这是一种文化层面的优生学。即便如此，如今澳大利亚所采用优生绝育手段的曝光依旧引起社会震动。

澳大利亚并非个例。2013 年夏天，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曝出一则丑闻：调查报道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克里·约翰逊（Corey Johnson）揭露了该州监狱系统近期在未经女囚同意或者仅有模糊同意情况下对其实施绝育的事实。有时候，女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接受了绝育。约翰逊的报道表明，2006 年到 2010 年期间，大约 150 名拉丁裔和非裔女囚先后被绝育。

大部分加州议员都清楚，应该承认当地执行过优生政策的不光彩历史。二十一世纪初期，时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曾为该州历史上奉行过的优生政策做出正式道歉。同时，加州参议院第 20 号决议（California’s Senate Resolution No 20）也对该州曾经广泛执行优生政策而表示“深深的歉意”。他们还提出，希望“接受过更好教育、包容性更强的民众能自发抵制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令人憎恶的伪科学运动”。不过，针对持续不断的绝育行径，我们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加州居民对当地优生政策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加州需要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如今依旧大行其道的优生学。州立监狱的所作所为证明，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014 年年末，印度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中部至少有十几名女性在接受绝育手术后不幸离世。据悉，该邦试图通过控制人口来减轻贫困，因此出台了激励项目，接受绝育手术就能拿到现金补贴。这些低种姓女性最终因绝育手术后的败血症和出血性休克而失去性命。事发之后，消息迅速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其他国家很少有人知道印度存在着如此广泛且常见的绝育项目。2006 年的联合国数据显示，高达 37% 的印度女性接受过绝育。很多人参与的都是恰蒂斯加尔邦这种激励项目——免费接受绝育手术，甚至还能拿到 10-20 美元（比一周工资略高）的补贴。

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例也绝非只存在于印度。本世纪之初，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为了削减该国原住民人口，批准对他们使用绝育手段。随后，大约有 30 万人遭到绝育。另外，不断有报道称，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吉普赛女性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遭到绝育。2015 年末和 2016 年初，加拿大本土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委员会（Canad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推出一系列报道，详细介绍了与阿尔伯塔省相邻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境内近期多位原住民女性在未经本人同意或者仅有本人模糊同意前提下接受绝育的情况。

残疾人、囚犯、穷人、特定种族的人和原住民（尤其是女性）持续不断遭遇优生绝育。这种政策的受害者与 1945 年之前优生学明确针对的目标群体极为一致。眼下的绝育政策绝非是优生学历史的回光返照，它们证明世界上存在持续不断且日益更新的优生实践手段。优生学从未销声匿迹，它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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