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如何打垮晚清第一名臣?上篇:一封绝命家书】

文|逆北

01曾国藩的“绝命家书”

公元1870年夏日的一天，尚在湖南家中读书的曾纪泽，收到了父亲写来的一封家书。早在数日前，他们就已经得知因朝廷需要，父亲由两江总督转任直隶总督。由江南财赋重地，转往帝国的政治中心，从表面来看，丝毫看不出曾国藩是从此平步青云，还是丧失了朝廷的信任。而就在家人猜测不断时，曾国藩的这封给儿子们的家书，揭晓了这一任命背后的隐喻。

通过书信，曾纪泽方才知道，原来，朝廷调曾国藩去直隶总督任上，是要他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能臣断案，怎么看都是好钢用到刀刃上，处理起来应该是游刃有余。可是，曾国藩自己却不这么看，因为这件案子非比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是单纯的官民对抗，而是牵涉到了法国人的利益在其中，复杂异常。

曾国藩深感此行如履薄冰，一旦处置不慎，将会“激成大变”，这种复杂的心情让他抑郁异常，甚至使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曾才将这种想法倾吐于给家人的书信当中。而曾纪泽等看过后，不由得也为远在天边的父亲捏了把汗。

02扑朔迷离的天津教案

那么话说回来，曾国藩所处理的涉外事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件案子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已经成为一件悬案，它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方面取得了在华传教（天主教）的特权，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完胜的结局，更让其在华传教事业迅速发展，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的京师门户天津，就是其传教的重点区域之一。

有传教就有受洗者，这其中，不乏有虔诚信徒，但无赖恶棍亦不在少数，通过长时期的观察，他们发现，无论是地方衙门官员，还是乡里的豪强，在洋人面前总显得低人一等，忌惮其三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正是最佳的保护伞吗？地方上的老百姓，本来就对西来的基督教感到怀疑与畏惧，而无赖们借助教会基督徒身份为非作歹的行径，更让他们增加了几分恶感。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很快就在一种舆论的刺激下集中爆发了出来。

原来，当时社会上治安并不好，拐卖小孩，甚至取走其身体器官的事情比比皆是，穷人家，更因为贫困与疏于对孩子的保护等原因，而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不少受害者家庭向官府报案，但地方官也是一筹莫展。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结束，官府不给帮忙，他们就要自己搜寻被拐走孩子的消息，很快，有人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出入于天津的天主教堂的人身上。他们认为，教堂的人本来与其文化信仰有异，而且行事“鬼鬼祟祟”，很少公开进行，如果不是宗教活动，他们很少与世俗民众建立联系。最主要的是，乡里的那些恶棍无赖，也藏身于期间，如果说他们将魔爪伸向自己的孩子，再转而进入教堂中躲避风声，那岂不是很容易？

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们决定去教堂处找个说法，很快，人们就把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教堂里的人接受他们的检查，西洋传教士哪见过这场面，当即派人溜出去，去领事馆和当地衙门搬救兵，很快，衙门方面和领事馆的人都来了。

法国领事丰大业素来对这个曾败给他的国家的民众抱以警惕与不屑，由于话不投机，双方很快发生冲突，丰大业火往上撞，居然掏出枪连射两发子弹，这下子，原先民众的怀疑与不满，统统变成了愤怒的火焰，他们一拥而上，捣毁了教堂，并连杀包括丰大业在内数人，地方官员试图拦阻，也无济于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模拟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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