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放火方法敲诈他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案情】

某日，王某经与丁某商量，由王某执笔冒名写恐吓信，寄给某公司经理，要求对方“赞助”10万元，6小时内存入指定账户，否则要给颜色看。后王某见账户内无钱存入，遂与丁某商量，合谋放火后再进行敲诈，次日凌晨，王某伙同丁某携带香蕉水、打火机窜入某公司员工宿舍，纵火后逃离现场，两名员工及时发现并扑灭了火情。后王某又发恐吓信，要求对方汇钱到指定账户，并威胁若不给钱还会放火。

【分歧】

对于本案中王某、丁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丁某放火的行为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鉴于其情节轻微，尚未构成严重后果，所以不构成犯罪；其写信进行敲诈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故仅对王某、丁某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进行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丁某在公共场所实施放火，足以使公共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且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同时，两人放火的直接动因和根本目的是敲诈财物，客观上王某写信进行威胁的手段实施了敲诈行为，数额巨大，构成敲诈勒索罪。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应择一重罪以放火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丁某的行为既构成放火罪，又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应实行数罪并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我国刑法对牵连犯概念并未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是毫无争议地予以承认。至于承认牵连犯的主要理由，在于将牵连犯与实质的数罪区别开来，除非法律作出了明文规定，通常对牵连犯不予数罪并罚，因为牵连犯的数行为毕竟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在主观恶性上比单纯的数罪还是要小。

那么，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应以主客观统一的标准进行判断。如果从客观上看，数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数行为有统一的犯意，就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有牵连关系。所谓统一的犯意，是指从主观方面来分析，行为人所追求的最终犯罪目的只有一个，即目的行为之目的。尽管在实施手段行为或者原因行为时也可能具有相应的犯罪目的，但该目的只具有附随性、临时性、过渡性特征。在牵连犯数个目的之间，存在主次之分，手段行为或原因行为所对应的目的是次要目的，行为人只有首先实现该次要目的，才能为实现其最终目的（即主要目的）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界定牵连关系的另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准确把握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程度。强调数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的用意，也在于合理划定牵连犯的成立范围。究竟何等程度的联系可以看做是成立牵连关系所需要的密切联系？这一问题涉及到事实和价值两个不同的层面。从事实层面上来分析，行为之间客观上通常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为了诈骗而私刻公章、为了受贿而滥用职权、为了偷越国境而盗窃船只等，这些行为之间无不存在一定的联系；应当说，如果单纯从事实层面来分析，绝大多数行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都可以存在一定的联系。从价值层面来分析，如果刑法侧重安全价值，则应当加大犯罪惩处力度，与之相适用的是确立一个比较严格的牵连关系认定标准，笔者认为只要当某种手段行为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就应当肯定该数种行为之间符合构成牵连关系所需要的紧密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合理限定牵连关系，还可以将牵连关系作出“通常”性质的限定，有利于制约主观擅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公正。

正确认定牵连关系，还要注意区分规范意义上的牵连关系和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在某些个案中，数行为之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但是这种牵连关系不具有定型性，只具有偶然性，从严格控制牵连关系范围考虑，应当将这类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予以排除，不认为是牵连犯。例如，行为人通过放火的手段，趁混乱之际实施抢劫，从而“趁火打劫”的行为，虽然放火行为是一种手段行为，实施抢劫是一种目的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放火造成混乱、从而实施抢劫的行为不具有通常性，或者说不具有定型性，而只具有个案的意义。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不同于规范意义上的牵连关系并没有十分鲜明的界限，因此，某些场合下二者之间难免存在模糊地带。我们认为，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这种情形以视为成立牵连犯为宜。

本案中，王某、丁某为敲诈勒索而放火，其因此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放火、敲诈勒索，二者具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但是为了敲诈勒索并不通常导致放火行为的实施，因此，两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类型化特征，不宜视为刑法意义上的牵连关系，不宜认定成立牵连犯。当然，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类型化，只具有相对性，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当某些原本不具有牵连关系的犯罪行为反复相伴出现，互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时，最终也有可能当做牵连犯来处理。

（作者单位：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