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顶峰 人类智力是否已经越过潜能顶峰开始“盛极而衰”?

北京时间7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我们的智商是会永远增长，还是正处于下降的边缘？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智力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智力的黄金时代。自从100多年前发明智力测验以来，人类的智商分数一直在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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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即使是今天的普通人也会被认为是天才——这种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

或许留给我们感觉良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近的证据表明，目前智力测验成绩上升的趋势可能正在放缓，甚至有可能逆转，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越过了人类智力潜能的顶峰。

我们真的已经达到智力顶峰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之而来的衰退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过去

让我们从探索人类智力的远古起源开始，追溯3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对头骨化石的扫描表明，最早直立行走的古猿——南方古猿——的大脑体积约为400立方厘米，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一。

大脑体积的增加意味着人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代人的大脑消耗了人体20%左右的能量，因此，更大的大脑一定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好处，才值得身体投入这么多的卡路里。

大脑体积的增长有很多潜在的原因，根据主流的理论，这很可能是对群体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认知需求的反应。

从南方古猿开始，人类祖先开始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或许这最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当人类开始睡在地上而不是树上时，在草原上活动的捕食者就成为严重的威胁，大规模的群体还将允许个人汇集资源，这有助于分散在多变环境中生活的一些风险，并提供共享的托儿服务。

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从自己的社交圈中所了解的那样，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可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性格、他们的好恶，以及他们是否可以被信任，如果你正在从事一项集体活动，比如打猎，那你需要了解每个成员在做什么，并以此协调自己的任务，对今天的人类来说，缺乏社会理解会导致尴尬，而对我们的祖先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除了提出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更大的社会群体还会让成员们分享想法，并在彼此的发明基础上进行发展，从而产生新的技术和文化创新，比如能够提高狩猎效率的工具，要想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有观察和向他人学习的智力——这为更大的脑力提供了另一种推动力。

到大约40万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大脑已经达到大约1200立方厘米——仅比现代人的大脑（约为1300立方厘米）略小一点。大约7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时，他们已经足够聪明，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洞穴艺术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思考巨大的宇宙问题，其中可能就包括他们自己的起源问题。

现在

很少有专家会认为近年来智商测验结果的变化是某种基因演化的产物，因为时间尺度实在是太短了。

毕竟，直到100年前，科学家才首次发明了“智商”（ligence quotient，简称IQ）来衡量一个人的智能潜力。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一个事实：人类的许多认知能力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你进行空间推理或模式识别的能力与你的数学能力和语言能力等都有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智商被认为反映了某种“一般智力”，即某种潜在的脑力。

尽管智商测试经常受到批评，但大量研究表明，智商分数可以作为衡量人们在许多任务上表现的有用指标。智商测验尤其适用于预测学习成绩（考虑到这些测验最初就是为学校设计的，因此并不奇怪），还能预测在工作场合学习新技能的速度。无论如何，智商分数都不是完衡量标准——许多其他因素也能塑造你的成功——但总体而言，它们确实显示出人们学习和处理复杂信息能力的显著差异。

智商分数的增长似乎始于20世纪初，但直到最近，心理学家才开始关注这一现象，这是因为智商分数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在人们参加测试后，他们的原始分数会被转换，以确保人群智商的中位数始终保持在100，通过这种处理方式，你可以比较接受不同智商测试的人，但是除非查看数据来源，否则你不会注意到代际之间的差异。

当研究人员詹姆斯·弗林查看过去一个世纪的智商分数时，他发现了稳步增长的趋势——相当于每十年增长3分左右，如今，在一些国家，这种增长可以达到30分。

虽然导致弗林效应的原因仍然存在争议，但肯定涉及多种环境因素，而不单单是基因的变化，也许最好的对比是我们身高的变化，今天的人类比19世纪时高了11厘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化，而只表明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这两种转变背后可能都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例如医疗的改进、儿童流行病感染的减少，以及更有营养的饮食，这些应该都有助于我们的身体长高，大脑变得更聪明，有些人认为，智商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汽油中铅含量的减少，在以往的历史中，铅可能阻碍了人们认知能力的发展，燃料越清洁，我们就变得越聪明。

然而，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全部的情况，因为社会发展也见证了我们的知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的知识环境中，儿童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抽象思维和推理，举例来说，在中，大多数孩子都被教导在抽象的范畴里思考（比如某种动物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我们也越来越依赖抽象思维来应对现代技术，想想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计算机，即使是完成最简单的任务，你都必须识别和操作大量的符号。从小沉浸在这种思维中，可以使每个人都培养出在智商测试中取得好成绩所需的技能。

未来

无论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有证据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这个时代的终结——智商分数的增长正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转。以芬兰、挪威和丹麦为例，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平均智商分数每年下降0.2分，相当于两代人之间有7分的差距。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智商测验出现的时间太短，使这些趋势比最初的弗林效应更难以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如今的教育变得比以前稍微缺乏刺激性，或者至少，没有像以前那么针对同样的技能。例如，一些智商测试主要评估人们的心算能力，但学生们可能更习惯于使用计算器。

目前看来，文化显然能以某些神秘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

当科学家继续探索智商分数趋势背后的原因时，我们有必要质疑智商分数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林效应所代表的智商提升，是否给我们带来了原本希望的好处？如果不是，那是为什么呢？

最近，《智力杂志》的一期特刊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随文发表的评论中，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写道：

“与20世纪之交相比，人们可能更善于搞清楚复杂的和其他技术创新，但就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而言，更高的智商并没有为世界的任何主要问题——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普遍贫困、气候变化、污染、暴力、阿片类药物中毒致死等——带来解决方案。”

斯特恩伯格可能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正面的例子，比如医学在降低婴儿死亡率等问题上就取得了巨大进展，以及尽管极端贫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所改善，更不用说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了，很显然，科技进步依赖于聪明的劳动力。

不过，斯特恩伯格并不是唯一质疑弗林效应是否真的代表人类智力水平大幅提高的人。詹姆斯·弗林本人就指出，智商测试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推理技能。就像不同的体育锻炼可以塑造不同的肌肉，但可能并不会增加整体的“健康”状况一样，我们一直在锻炼某些抽象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同等提高所有的认知技能，而其他一些缺乏良好培养的能力，可能对未来改善世界至关重要。

以创造力为例。当研究人员讨论创造力时，他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艺术表现，而是更基础的技能。你可以多快地对一个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你的“反事实思维”（考虑还没有发生的假设场景的能力）有多好？

智力显然应该帮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但随着智商分数的提高，我们并没有看到个体创造性思维的一些衡量标准也随时间推移而提高，无论弗林效应的成因是什么，智商分数的提高并没有促使我们每个人都以新的、原创的方式思考。

然后是理性（通过权衡证据和忽略无关信息）的问题，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最优决策？你可能认为你越聪明，你就越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高智商与计算能力存在关联，而计算能力对于理解概率和衡量风险至关重要，但理性决策的许多因素仍然不能以智力的缺乏来解释。

关于人们的认知偏见已经有大量文献。例如，许多人会觉得“95%无脂肪”听起来比“5%脂肪”更健康，这种现象被称为“框架偏差”，很明显，如今的高智商分数并不能帮助人们避免这类偏差，即使最聪明的人也可能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

高智商的人也同样容易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即倾向于只考虑支持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可能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事实。当我们开始谈论政治之类的话题时，确认偏差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高智商也不能保护你不受“沉没成本偏差”的影响，这种偏差是指将更多资源投入失败项目的倾向，即使减少损失会更好。在任何行业中，沉没成本偏差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偏差导致英国和法国政府继续资助协和飞机，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将是一场商业灾难）。

高智商的人在“时间折价”的测试中也没有表现得更好。“时间折价”要求人们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收益。如果你想确保未来生活的舒适，这一点至关重要。

除了抵抗这些偏差之外，还有一些更普遍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比如挑战假设的能力、识别缺失信息的能力，以及在得出结论之前寻找事件其他解释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良好的思维而言至关重要，但它们与智商没有很强的相关性，也不一定与高等教育有关。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在获得学位之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几乎没有提高。

考虑到这些松散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智商分数的提高并没有伴随各种决策能力也出现奇迹般的提高。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欺诈仍然司空见惯，以及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什么花钱买假药，或者承受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还可能导致医疗错误和误判，甚至可能导致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灾难。它还助长了假新闻的传播，以及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巨大的政治两极分化，并阻止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

纵观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脑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虽然让我们可以更抽象地思考，但似乎并没有纠正我们的非理性倾向。我们曾假设，聪明的人在一生中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好的决策，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

展望未来，“反向弗林效应”和潜在的智商分数下降肯定会促使我们评估使用大脑的方式，而防止任何进一步的分数下降无疑应该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不过，我们也可以做出更加协调一致且深思熟虑的努力，提高那些并不一定伴随高智商而提高的基本技能。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思维是可以教授的，但是需要审慎的思考和仔细的指导。例如，对医生决策的研究表明，如果医生能更多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可以避免常见的认知错误，这可以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像传统上对待其他认知能力一样，给予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同样的重视，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全面和更准确的决策。

理想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人们的理性思维——甚至智慧——像弗林效应一样迅速提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智商分数上的暂时波动并不代表智力黄金时代的结束，而是宣告了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