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抑郁症相伴了数十年——直到我的阿斯伯格诊断解释了一切】

我一直知道我跟这个世界相连接的方式有点与众不同：我似乎对许多事物的感知比别人更加强烈。我尤其受不了噪声和异味。超市总让我感到不堪重负：因为其闪烁的灯光、簇拥的人群、大声的喧哗、混乱的货架、铺天盖地的标签、各种各样的气味，还有五花八门的广告。

但社交的烦恼则比这些严重得多。跟别人闲聊对我来说是难如登天的一件事，而且在我记忆中，派对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种特殊的折磨，会提前数日激起我无声的恐惧。我清晰地记得，在我七岁的生日派对上，其他小朋友开心地玩着游戏，而我站在一边无法理解地、厌恶地看着他们，一股无形的力场不知怎的把我和他们隔开了。

数年后，我进入大学主修艺术，当时大家经常会举办波西米亚式派对。我强迫自己去过几次，但通常最后都会落单，只好流连在书架边或是盯着我的杯底看。我总是容易失言，所以别人老觉得我冒失无理，或者惊人地粗俗。有一次在一个派对上，我又失言了，而且是大错特错的级别，女主人当场哭了。“把他赶出去！”她大喊，几秒钟后，我便已经手里拿着外套，人在门外了。我最后在雨中走了三英里（约合4.8公里）才回到住处。

有时候别人会说我过于挑剔。面对别人马虎的烹饪，或者婚礼请柬上的拼写错误时，我时常不得不克制自己别去挑错。挑错实乃百害而无一利。沉痛的教训已经让我认识到，别人并不想看你一直对他们挑三拣四，也不想听你指出他们的不足。有个女人曾经对我说：“你把一切都毁了。”

我一直更为擅长其他领域。我从小就对几何学和语言机制格外感兴趣。我喜欢研究关于语体的微小细节，而且觉得语源学让我很有收获。在我看来，言语交际就像工程师的工作一样，我擅长于识别一个句子中的关键结构，就像工程师能够辨认出一座铁桥上最重要的部件一样。

当我阅读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相关资料时，我发现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会不自觉地、异于常人地过于关注某些事物，他们关注的东西以机械式的，或者是系统化制度化的居多。它们可以是公共汽车时刻表、人体、昆虫学、语源学、杜威十进分类法、龙卷风、汽车引擎、旗帜、电影、游乐场的娱乐设施以及其余上千种稀奇古怪的事物。我的其中一个特殊爱好是研究夏洛克·福尔摩斯。说来也奇怪，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思（Uta Frith）教授在她1989年的著作《自闭症：揭开谜团》（Autism: Explaining the Enigma）中写道，福尔摩斯的行为就像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他面对其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以及他对某些特殊观点的专注与痴迷便是典型的症状。福尔摩斯是应用化学领域的专家，同时他也对报纸排版、烟灰、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破译密件、自行车轮胎、音乐以及伦敦各种各样的泥土有着专业研究。

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中时常会出现工程学和音乐奇才，文学大师亦很常见。尽管我们无法对已逝之人进行临床诊断，但我们可以在许多杰出的作家身上发现自闭症的踪迹。英国诗人WH.奥登曾有这种疾病的许多症状。他步态笨拙，喜欢收集帽子，衣着怪异（他曾穿着绒毡做的拖鞋出入公共场所），说话像白开水一样单调平乏，而且总爱回避别人的目光。他还有一个怪异的特点：喜欢盖着重重的毯子睡觉。他有一次直接睡在了卷好的楼梯地毯下，还有一次盖着一幅重重的油画睡着了。

另一位语言工程师是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他不擅交际，喜欢研究领带、犯罪小说和英国童话作家碧翠克斯·波特。他收集了很多纪念品，并且对它们摆放的位置相当讲究。拉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实在再适合他不过了。他在赫尔大学的干事说，图书馆还未建成时，他每周六都会去一趟，而且服装搭配总是很奇怪，比如粉色毛衣配黄色袜子之类的，他每次来都要拍照记录房梁的建筑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