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热线 | 500 万次高危行为背后,多少人渴望后悔药】

2019 年的艾滋病日，我们决定重发一下今年 3 月的这篇旧文，关于艾滋病毒（HIV）的暴露后阻断，也是「偶尔治愈」拿到了清华大学与卫计委共同设立的「健康传播好作品」一等奖的作品。

简单来说，HIV 的阻断药相当于「后悔药」。在全世界对抗 HIV 的艰难道路上，欧美国家早在 5 年前就开始谈「暴露前预防」，但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连「暴露后阻断」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找到了为 HIV 高危行为提供咨询的电话热线的负责人曾祥东药师，他讲述了这项工作背后的那些充满着希望与失望故事。然而，所有这些之中，最为打动我们的是一段对话：

有些人会问我们，搞这个阻断，是不是在鼓励高危行为呀？

但（高危行为）这种事儿，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呀。

鲜为人知的HIV紧急阻断

「你好，这里是 HIV 热线，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吗？」

一般来说，这是我拿起话筒时的第一句话。然后我们得慢慢问清楚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同的性行为代表着不同的 HIV 传播概率，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高危行为的具体方式，难免要涉及到私密的内容，「有没有插入行为」，「有没有采取保护措施？」

最开始问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尴尬，但后来就发现，其实不用说太多，只要说一句「您能描述一下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吗？」

电话的另一边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说出来了，毕竟，打我们的电话，他们也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HIV 紧急阻断热线

我进入这个热线纯属意外。

我大学是药学专业，毕业后进过药厂，到了药店工作后，在皮肤病性病科做在线咨询，成立这个（阻断热线）组的时候，因为处理过 HIV 阻断咨询，我接手了新工作。

我们这个电话并不是个公益热线，它是上海医药集团康德乐药房旗下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运营着「李辉时空」的疾控医生李辉找到我们，她觉得紧急 HIV 阻断推广的瓶颈是艾滋阻断药在很多二三线的小城市缺货，而上海医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进口药品代理商和分销商，药房的分销网络覆盖 322 座城市。

后来我们热线开通后确实发现，有地方疾控的人也会打电话问，我们在当地的药店有没有阻断药，或者周边城市哪里能买到阻断药。

HIV 的阻断在中国的公众认知率挺糟糕的，像欧美国家大概五年前就开始谈暴露前预防了，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暴露后阻断是什么。

去年有过一个很热门的新闻，一个男的发朋友圈炫耀，「成功传染艾滋给一名大二女孩，这次不中就天理难容了」，照片上是女孩蜷在地上痛哭的背影。

虽然这个新闻后来被发现是假的，造谣的人还被拘留了 15 天，但当时很少有人提到那个女孩只要尽快开始阻断用药疗程，感染的几率可以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HIV 的阻断药相当于一种「后悔药」，或者，你可以类比做紧急避孕药。它需要暴露后 72 小时内尽快服用，每日一次，使用 28 天，大约花费近 4000 人民币。

紧急阻断这件事情在专业领域并不新鲜，医护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的阻断很早就开始实施了，但一般人对紧急阻断的认知率很低。

中华医学会制订的《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一直到 2018 年才写入了非职业暴露后的紧急阻断。我们这个 400 的电话热线也是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才正式开设的。开通时主要是靠几个跟 HIV 相关的公众号做些推广，还有些来电是通过搜索找到我们的。

日常，热线的来电高峰时段大概有三个，凌晨一两点、早上十点，以及下午两点，这些时间分别对应着：高危行为刚刚结束，第二天早上酒醒，或是下午处理完公事后开始担心。周末的凌晨或是长假之后，也都是前来咨询的热门时段。

来电者以男性为主，超过 80%，但男性来电不会特别在意接线员的性别，如果是女性来电的话，她们有时会直接问，「能不能帮我找个女的来听？」所以我们现在团队里有两男三女，女性是必须要有的。

12 月开设后，第一个月就接到了超过 300 个来电，但真正需要阻断疗程的，大概 15 个电话里只有一个。

不符合阻断指标的来电内容五花八门：有人在外面测血糖，回家就发烧了，怀疑棉球有 HIV 病毒，要求阻断；有人来电说自己经常出入娱乐场所，问感染几率，要求阻断；有人认为自己喝了别人放了精液的水，又有口腔溃疡的情况，希望阻断；也有人认为自己有高危行为，并且已经私自吃了六七个月的阻断药，家里几乎备了他从各种渠道买来的中国市面上所有的阻断药，打电话问什么药物组合比较合适……

很多来电者喜欢称「帮朋友问」，这个朋友是不是他们自己，我们就不知道了，一般我们也不会去问。

咨询者们的各色遭遇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前来咨询阻断的人里，被阳性感染者恶意传播的例子几乎没有，但非意愿的高危行为的确存在。

有一天晚上 9 点 57 分，值班的一位女同事接到一个女孩的来电，那女孩在 3 天前遭遇强奸，几小时前收到警方的电话通知，施暴者抓到了， HIV 阳性。她马上跑去医院开了处方，但医院没药，药店关门，医生介绍她打了我们的电话。幸亏是同城，刚好我们办公室有专门应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备药，她就直接打车过来拿了药当场服下。

这事儿大家都很痛心。因为按照美国 CDC 网站的说法，「暴露后阻断必须在 72 小时内开始，时间越早越好，每一小时都很珍贵 」。而在中国刚发布的艾滋病诊疗指南里说：「在发生 HIV 暴露后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在 2 小时内）进行预防性用药，最好不要超过 24 小时……」

那姑娘的阻断上药肯定是迟了，不过，用上了，至少还有点机会，女孩心理也会好受一点。

我们的工作一般是 12 小时轮班，轮不到值班的人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包括调研、物流，还有每月一次的专业培训，药师要不断更新针对各种疾病的新药、旧药的新适应症知识……

比较辛苦的是夜班，尤其是过了十点半，往往那时候加班的人也回家了，我们这一层的灯光都灭了，就剩下我们那一小块还亮着。但来电呢，往往又喜欢扎堆，要么很久不来，要么就连着过来，一个电话刚挂断，还来不及写完值班记录，下一个就来了。

昨天是我值班，八点半过后，40 分钟之内就接了 4 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一位男性自述自己出入 KTV 场所，被女服务员咬伤了嘴唇，而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艾滋感染者。这位男士认为自己需要 HIV 阻断。

第二个电话是来自一位与同性伴侣同居的男性，他在电话里问，「我刚刚翻到他在吃三种颜色的药片，是不是 HIV 治疗的药物？」

这人我加了他微信，对方发来一个装了白黄橙三色药丸的塑料药盒照片，我就只能告诉他：「我这边了解到的 HIV 药物并没有长成这个样子的，有可能这是对方日常服用的维生素药片……不过，如果担心的话，两个人有空时可以一起去做一下 HIV 检测。」

第三个电话的来电者已经是第三次拨通这条热线了。

这人情况比较复杂。一天前他去找性工作者，口交，因为惧怕感染，两人都做了 HIV 检测，结果呈阴性。他这次的电话主要是咨询，会不会对方在窗口期，仍具传染性？

这类情况的电话，我们首先会再次确认一下风险情况——性工作者在 6 周内是否有过高危行为，阴茎是否有出现明显破损的地方以及对方是否有口腔溃疡？得知了对方并未出现阴茎皮肤破损的情况下，会先告知感染的风险性较低，坚定地告诉他目前的情况下，唾液、汗液等体液病毒量较低，不足以发生传染。

我们有一句很标准的回答是：「这可能是因为您对这种病不太了解，造成了一定的恐艾心理，我们可以理解……」但这句话往往力量有限。

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通过电话来安抚对方的情绪，否则恐艾心理占据上风，对于他而言就不是感染艾滋病的问题了，而是可能会演变成心理障碍。据我所知，有些人的这种恐惧会维持三个月，想想看，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没办法，真的经常很无奈。

那天的第四位来电者是手里已有刚开好的医生处方，高危行为已过去了 20 小时，人已在药店前，药店却关门了。我就赶紧帮忙联系了跟这人同城的药房的一位同事。幸亏是 9 点多，到了半夜的话，可能我们（药店）也很难联系到人了。

基本上，我们最开始希望这个热线主要来解决的是最后一种来电，结果开通后发现，最主要的工作反倒是甄别。

图片来源：美国CDC不同行为的感染风险

这个甄别包括问明白高危行为发生的方式，比如，与性工作者进行一些边缘性行为，感染率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如果发生高危行为的伴侣感染情况不明确，我们通常会要求他们两人一起去做个 HIV 检测，明确对方是感染者，我们才能进入阻断疗程。如果伴侣失联了，则需要个案分析。

这些要求看上去苛刻，但必须完成。例如跟性工作者发生高危行为的男性，一般我们都要求他带着女伴一起去当地疾控部门做个 HIV 检测，我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但他们确实会带着女伴去做，拿到结果。

我们还曾碰到过，两个同性伴侣第一次见面完事之后忽然想起来还有两张 HIV 快检试纸，拿出来「测着玩」，发现一阴一阳，一下子慌了，打了我们的电话后，然后那个阴性的赶紧上阻断。

我们接电话的一个要求就是：「判断要明确」，比如，低风险的那些行为，就直接告诉来电者，他不用担心，洗洗睡了；而如果需要进一步甄别，或者有高暴露指征的话，就要准确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

确定来电者是高危行为之后，他们还需要拿到医生处方——我们一般会建议来电者到最近的传染病医院，我们这边的数据库里也整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疾控中心性艾科的联系方式，问清来电者的地址，会向他们提供这些信息。

进入阻断流程之前，这个来电者还需要检查肝功、肾功、乙肝、HIV抗体等检测，前两项是因为阻断药对肝肾的损伤很大，要了解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怎样；后两项是怕阻断药会激活他们体内原有的病毒。

500 万次高危行为背后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有些人会问我们，搞这个阻断，是不是在鼓励高危行为呀？

但（高危行为）这种事儿，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呀。

曾经有位艾滋防控人士给我们估算过一个数字——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估算，中国每年的新发感染数约为 8 万例左右，考虑到现在几乎有 90% 以上的HIV传播是通过性传播，即用最高的传播率（肛交，1.38%）来推算，8 万的新发感染背后也有超过 500 万次的高危行为。

接这个热线，确实每天听到的都是特别灰色、阴郁的东西，但这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人类的那种特别朴素的求生欲，有个后悔药是多么重要呀。

总体上，接了这么多电话，大部分真正的高危行为还是勉强可以理解的。就像李辉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曾经提到过，相关群体中，很多人活得特别压抑，性饥渴的情况很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彻底地杜绝高危行为几乎没有可能。

对于那些真正需要阻断的来电者，我们通常会加他们一个微信，给对方提供从医到药的全面的咨询，解答对方从药物不良反应到漏服该怎么办的各种琐碎问题，还随访监督对方在 4 周、8 周和 12 周的规定时间里检测，不论对方是否从康德乐买药。

我们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一个药师的职业责任感吧。曾经有个北京的来电者打过我们电话后，自己在三甲医院拿到了阻断药，后来他因为心里过不去，一个疗程即将服用结束的时候，特意在我们这又买了一个月的药。然后他留了个颇让我们尴尬的理由：“备着，以防以后又有需求。”

我接到的第一个进入阻断流程的来电是个内蒙古小伙子，他是在跟性工作者无保护性行为 14 小时之后拨通了我们的电话。当天，他带着那个女孩到疾控中心检测 HIV，但第二天去查结果时，疾控以非检查者本人为由，拒绝给他对方的检测结果，而那名女性已经离开了本地，联系不到了。这属于酌情的案例，那个小伙子选择了阻断。因为当地没有阻断药物，他当晚坐火车至哈医大四院爱心之家拿到药并当场服下。

我跟那人互加了微信，提醒他定时吃药，定时再去检测。前几天，第一个月的检测结果出来，他给我发消息「东哥，结果出来了，阴性。谢谢您这一个月的细心解答，虽然素未谋面。以后我会好好爱惜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