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建设有效途径 人才培养国际化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留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据统计，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66.21万，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当年也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9.2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这些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国际化。

正如不久前，在大连理工大学70周年校庆期间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的那样，国际化人才培养，正成为中外高校的共同选择，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学者的跨国交流和学生的跨国学习就是最具魅力的篇章之一。

国际化水平，特别是培养国际化一流人才，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推动者。

40年间，中国向世界派出和接收了很多留学生，我们互相了解，包括建立经贸关系、开展学术合作交流，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1978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的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中欧合作近年来也取得快速发展。

郭东明认为，在此过程中，中日、中欧在高等教育领域培育的友好人士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中外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基，在于中外大学共同培养出大批知己知彼的中外友好人士，尤其是大批可助推中外友好的各界精英人才。

中外一流大学是培养中外友好精英人才的摇篮，增加本硕博的互派留学，让双方留学生深度体验彼此文化，是中外大学共同的社会责任。

对此，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保平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我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家国情怀，还要有全球视野，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把别人请进来，这不仅对中国发展很重要，对全世界发展也很重要。

当前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说，欧洲共同体1987年成立 伊拉斯谟计划 ，鼓励欧洲学生走向世界，到其他国家从事研究和深造活动；欧盟1999年提出的 博洛尼亚进程 ，更是在整合欧洲高教资源、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推动欧盟高校间的开放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欧盟2014年又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交流合作项目 伊拉斯谟＋计划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极力倡导教育的国际交流，积极开展跨国、跨地区的教育合作项目，鼓励学生融入开放式的教育环境中，以培养国际型、综合型、创新型人才。

可以说，在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之间，学分互认或学位生的学习交流非常普遍。

开展通识教育或是必然选择

不过，一个现实问题却摆在我们面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发达国家的一流学生中，鲜有到中国大学进行学分或学位学习者，在来华留学生中，又以学习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留学生居多。

这些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相匹配。

郭东明指出，中外大学需要发展与 一流大学 相匹配的路线图，吸引双方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平衡互派到对方进行长短期的学位学习或短期的学分学习，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王保平认为，学分互认涉及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

中国的人才培养与美国、英国的人才培养显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本科是四年，英国是三年，怎么对应？再比如电子工程专业，中国的培养方案跟美国的培养方案也不一样，怎么对应？

所以，中外高校首先要商量好，你的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哪门课你能认，我的学生到你那儿上哪门课我能认；其次，要尽量将培养方案趋同。

王保平说。

对此，郭东明也表达同样的看法。

要提供中外一流大学学生在中外两国双校园学习的条件，即打通中外一流大学培养方案，双方协商好有关教材和教学大纲、学分互认、考试内容和时间、课程安排等事宜。

他说，同时要通过聘请高质量师资队伍和使用高质量教学评估体系，以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为精英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而相对于某两所或某几所高校之间打通培养方案、实现学分互认，在王保平看来，开展通识教育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解决方式。

其实，美国大学一直倡导的就是文理学院，前两年开设的是通识课程，全美高校都一样。但在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分科教育。

他说，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应该基本上大家都一样，这是我们解决与国外高校学分互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当然，我们也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到大三、大四更多地与企业合作等。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

对于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培养国际化人才，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大学校长王淑音道出了自己的苦恼：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受限。比如，最近有一个乌克兰的高校想跟我们交流，但我们没有学生会讲乌克兰话。

对此，王保平也深有感触。

我们面向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各种各样的语言，如何国际化？假如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跟它对等的语言来交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所有老师都既懂汉语，又懂日语、韩语、英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来进行交流、培养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但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少老师能够用全英文授课呢？对此，我们是准备不足的。

王保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部分师资应该说基本是自己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从海外回来的，但毕竟是少数。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约有2800多位老师，在王保平看来，拿到海外高校博士学位且有能力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也就200多个人， 能够说英文的多一些，大概有1000多个人，但能说英文并不等于能用英文授课，因为英文授课是有质量要求的 。

据与会专家介绍，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国际留学生比例大概为10%～15%，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本科生的全英文授课，因为只依靠硕士生、博士生的全英文授课是不行的。如果以 双一流 建设确定的交流交换、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目标为指引，高校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预计再有5～10年，这个体系就能够完全建立起来，情况也会大为改观。

在王保平看来，从目前来看，要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首先就要补充师资，尤其是补充能够用英文高质量授课的师资。

除了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外，还要建立更多的国外合作伙伴，请他们学校的老师来上课。比如，东南大学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一半课程由东南大学教授，一半课程由蒙纳士大学教授，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师资问题。而且，授课是高质量的，学生是欢迎的，也更容易操作。

总而言之，师资是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关键。

王保平强调。

《中国科学报》 (2019-07-03 第4版 观点)